Thursday, September 29, 2011

我和我的母親


A story about gaining root in Hong Kong


每個女人都有一個故事,而每個女人的故事都從她的母親開始 ,我的故事從母腹開始。

她跟我說,如果把她偷渡來港產子(我)包括在內的話,那我可是一共偷渡來港過四次。

“
偷渡?” 聽來像是上世紀,老一輩的事,但這卻是我的親身經歷,更準確地說,是我的母親對命運不妥協的反抗。

第一次的偷渡是在母親的腹中,她挺著大肚子,乘著船偷渡來港,準備在香港把我生下來。可是船在中途給水警攔截了,母親和我給遣返回去。

一個鄉下女人,遇上那麼大的事件,總會害怕,甚至心有餘悸吧!可是,我的母親竟毫無懼色,計劃了後來幾次的偷渡。

時代的受害者

我也有問她執著要來港的原因,她總是支吾以對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但當我認識她越多,我開始明白:大概是因為大陸得不到她要的尊重,而香港有她愛的男人。

我的父母那時算是前衛的人,他們自由戀愛然後結婚。陳村的一個男子愛上了一個張村的女子。 陳村和張村有距離有多遠?大概是就像是由元朗到銅鑼灣吧!

奶奶不喜歡母親,理由是老土而真實的:“她搶走了我的兒子!”奶奶甚至拿著父親的香港身份證跳河自殺,以死相逼。(那時父親因為游水偷渡到香港,獲得了香港居身份證。)拿走了父親的身份證大概是怕父親帶了母親去香港後,不會再回來,那時她是真正地失去了一個兒子。不過,他們的愛情並沒有因為奶奶剛烈的行為而死去,反而結出了我們三姐妹的果子。

農村嘛,總是重男輕女的,尤其是當父親的兄弟們都有香燈繼後,只生有三位千金母親就成為了箭靶。

或許是為了她的男人,或許是想我們三姐妹在一個正常的環境中有尊嚴地成長,母親千方百計都要把我們三姐妹送來香港。姐姐透過正常申請途徑來港,妹妹在香港出生(母親這次的偷渡來港產子成功了),而我則...

只是回首過往,我們都是那個時代的受害者,那個人們要逃離到家園才能找到溫飽,那個重男輕女的年代…

偷來的身份

記憶是零碎的,我不太記得第二次偷渡的詳情,但卻記得沒有身份證明的我竟能在香港讀完我的幼稚園教育。

事緣是母親在香港的一個好朋友需要一個鐘點,然後母親介紹了阿姨給她。後來母親好朋友的女兒移民去加拿大讀書,母親便教唆阿姨偷偷地把那個小女孩出生證明的副本去影印,然後把她的名字改成我的名字,再影印改過的出生證明書。就這樣,母親用一個假的出生證副本,幫我找了學校。而我用一個偷來的身份活了三年,如果我的身份和我的不同就只在出生證上的一個號碼的話。

可是,因為妹妹的出生,在我讀完幼稚園後,母親和我被發現無證留港,給遣返回鄉了。

第三次偷渡

給生活推著繼續走。第三次的偷渡是最經典的!

偷渡的那天,我們到了深圳,與一個男人見了面,(用現在的話來說,那男人是『蛇頭』),等待夜晚的到來。

我記得,那天母親為我穿上最貴最好看的一條裙子,可諷刺的是,我要穿著它爬過鐵絲網,還要游泳越過邊境。

我記得,母親放一個充滿氣的袋子,像是救生圈一樣,我坐在上面。她和那個男人便在我兩旁游泳推著我向前走。那年我五歲。

黑暗中,母親對氣袋上惶恐的我說:“看到前面的光了嗎?前面那個五光十色的城市就是香港了!還差一點點,我們便到了!”

我們很安然到達彼岸,但我們往附近一個很陡的山坡上過夜。晚上很多蚊子,母親整夜為我趕蚊子。我在迷糊中睡去。第二天醒來,發現她已換過衣服,打扮得明艷照人。她告訴我,穿得入時一點,像香港人,走在街上,不怕給警察懷疑。

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母親和我返回上一次的居所,用她的邏輯來解釋,便是---
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當謊言給揭穿的時候

除了千方百計地讓我來港, 母親還千方百計地讓我讀書。

她重施故計,拿著那張假的出世證明副本去幫我報讀小學,但小學一定要它的正本才肯讓我註冊入學。於是母親便為我在另一間的幼稚園報讀了高班,要我重讀。奇蹟出現了,一間私立小學接納了我的申請,我可以入讀小學了。

只是好景不常,在讀小一時,要打預防針,全班都打了,可我沒有,連針卡都沒有。不知怎的,學校的人在細查之下,發現我出生證上的名字和證明號碼不符合(母親只是改了出生證明上的名字),報了警,再追查下去,發現原來我盜用了別人的身份,最後更追溯到母親的好朋友,即出生證原有者的母親。

於是,一對好朋友就此決裂…

那時,母親大約28歲左右。一個28歲的女子,可以獨立計劃那麼多次的偷渡,甚至可以為了女兒,出賣最好的朋友…如此沉重的愛啊!

孤獨的放逐

當第三次給遣返回去,我便和姐姐一起在奶奶家住,入讀小學一年級。由於母親和奶奶的關係不好,她去外婆家住。姐姐和我被安排在一間還未裝修好的空置房子裏住,只有一張床、一張桌子,窗戶還沒有裝好,如果有賊,我們是毫無抵擋之力。奶奶和叔叔的家離我們大概有十分鐘路程,每天吃完晚飯後,姐姐便帶著我走十分鐘的路,回到我們的住處。
那年,我七歲,學會了一個叫“寄人籬下”的成語。
母親說,她也心痛兩個女兒的放逐。

她告訴我,最令她揪心的一次是,她和我們兩姐妹吃完午飯,我和姐姐上學去,她則回外婆家去。我們站在一條分叉路口,我向她告別:

“
媽媽,我就走這條路上學,你走那條路回婆婆家!”

母親告訴我,那一句讓她心痛,想哭,也哭了出來。一個為了愛情,可以橫眉冷對千夫指;為了女兒,可以忍受不見天日的非法移民生活;為了一家團聚,可以一次又一次跟海關糾纏的剛烈女子,小女孩的一句卻把她最柔性的那面釋放出來,而當中的引子叫做 “母愛”。

於是,母親暗下決心,無論如何也要把我們帶到香港去,尤其是當時的她已在1996年時已拿到了香港身份證。


第四次偷渡

在內地呆了一年半後,母親也計劃好了第四次的偷渡,這次計劃包括了姐姐。
母親在沙頭角找了一家人接應我們。那時是1997年3月10日,那戶人家的爸爸帶負責帶我們過境。姐姐是11日走的,而我則是12日。

那天,那位大叔踏著自行車,我坐在車尾,經過一個關卡。大叔給了證件給那個檢察長,然後便放行。過了不久,已看到香港的 “熱狗巴”(以前沒有空調的黃色雙層巴士),我們坐的是上層。
到了某個地方,又有一個路障,一個警察上車來檢察,他環視一週後,便放行了。

下了車後,步行沒多遠,已看見上水火車站了,父親在月台等我…

終於…

來了香港,即3月12日,母親便帶著我去灣仔入境事務大樓自首。原來那時臨近回歸,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的問題好像鬧上了法院,因為父親是香港永久居民,所以我便可以在自首後拿俗稱的“行街紙”在香港有限制的居留。

誰知,有關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的問題的官司一打便打了兩年,幸好在這兩年裏,有一間村校肯收我作為學生,(因為我只是個拿 “行街紙”的學童,當時來說,收我們讀書可能會犯法)。可是母親怕那時的官司失敗,便遷居到附近的另一條村,以防官司失敗,我要被遣返,警察根據我申請行街紙的地址找上門。好一個謹慎的女人!

99
年, 有關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的官司完了,我也獲得了居港權。

記得去入境處簽字拿身份證時,那個督察笑著跟我說:“妹妹,你應該懂得自己簽名,自己簽吧!”
我便拿起筆,豪氣地寫下 『陳冬莎』 三個大字。

是的,這一回的證件是確確實實屬於我的了, 真的是陳冬莎,而不是借來的身份。

那一刻,我竟然哭了,學會了什麼叫做 “得來不易”和 “百感交集”…

後記

兩個小時的訪問完後,阿莎說:“現在才發現要把自己22年的人生在2小時內說完是那麼累的一件事。但是呢,經過這次談天,我覺得自己很特別!”

聽完後,很觸動,所以發了一個短訊給她:

“
謝謝你,阿莎,你的坦誠讓我很感動。是的,你是一個很特別很特別很特別的人!哭泣有時,歡笑有時,失落有時,尋找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生命中有很多的extremes,可是你也走了過來,形成今天堅強、樂觀、傻氣卻睿智的陳冬莎。放心吧!你會得到你想要的幸福,因為至少我在為你祝福。”

她隨後回來一個短訊:

“
別客氣! :-D 是你令我感覺自己特別 (我也向男朋友說過同一番的話啊,哈哈) 你的邀請讓我感受到我的‘過去’是有價值。你沒有參與我的過去,但是,我知道你會明白。 所以, 向你坦白。”

看完,更是激動。兩小時內,阿莎坦誠地分享了她在過去22年(如果把她在母腹的十個月也算上的話)的人生經歷,包括以上的偷渡來港的經歷, 還有父親在她中二時患了癌症,以至要領取綜援的家庭狀況;父親的嗜賭和母親的包容;兼職時體會到的世途險惡,人情冷暖;最近為了交學費而向朋友借錢的難堪;在馬會實習的辛苦;對擺脫困境的掙扎…談到心傷處更數度哽咽,落淚… 如此地交心,讓我在寫這篇稿時增添了壓力,怕寫得不好,怕辜負了她的信任…

因而,探用了第一人稱的方法去寫這篇訪問,務求把阿莎在訪問時的述說最真實地呈現在大家眼前。

是的,我們的人生都是獨特的,獨有的經歷構成獨特的我,感謝為我們預備更與我們共同經歷這些的那位!


後記的後記:
文章是2009年寫的,剛開始寫人物專訪,想更好的整理自己的作品,所以再貼一次。我想每個時期的作品都有它的獨特處,2011年的自己未必可以寫出2009的心態,正如2009年的自己寫不出2011的歷練一樣。一路走來,感激生命中遇見的你我他/她。

Wednesday, September 28, 2011

當人的價值只是一堆數字。。。



「點解係讀咗兩年ASSO (副學士),只要再讀一年自資學位課程就可以有一個Degree Title ,但選擇入理工,由Year 1 讀起?」記者問。

「嗯,呢個問題,我唔想答住,因為我仲未settle down。」

言下之意是,對於這個決定,仍有忐忑,怕選擇錯;怕選擇後人生的轉向,縱然已是無可逆轉。訪問幾近尾聲,亦問到一個最拗心的一個問題,是次訪問主角, 阿欣, 選擇了沉默。

是的,在過去幾年裏,自以為看得見未來的決定,最終在期待的雲端,踏空了,摔個頭破血流,包括在A-LEVEL 拿著DDEEE的成績,把副學士、高級文憑課程都放在頭幾個大學課程選擇中, 但沒有offer;在副學士時,拿著GPA 4.0的成績通過non-jupas的機制去報大學,在身邊人都有著落後,竟連一個面試的機會也沒有。

一切得從她的中六生涯說起。

升大學 =分數+活動 ?


「中六嗰陣時搞學生會, 你知啦,入大學,有一點搞過課外活動嘅經驗會為你加分。」 她笑著說。然後是一聲嘆息,「當時太高估自己了, 以為自己可以兼顧度學業, 到最後係一踏糊塗。」

她頓了一頓, 「哼,我算係乜, 我嘅會考都不過係15分, 以為自己真係可以做到咁多野。」自嘲的聲音裏充滿了無限的悔恨。

記者便問了一句, 「搞學生會嗰陣時開唔開心?」

她低下頭, 沉默了一會兒, 說道, 「坦白講, 其實唔開心。」

阿欣說, 一班內閣成員都沒有舉辦活動的經驗, 以至在舉辦活動的過程中, 錯漏百出, 甚至成為全校同學口誅筆伐的對象。

搞學生會不開心, 更大的考驗是在學生會完結後。

因為學生會時發生種種, 她為自己的人生劃了一個圈圈, 她不會走出去, 也沒有人可以進去。在這個圈內, 她的喜怒哀愁都是一個人的狂歡。每天上學、放學、自修室、回家, 生活在過著她。學業上, 縱然已很努力, 可還是輸給了時間。

阿欣憶述, 在一次做練習時, 老師看著她半空的練習, 便用手指指著她的腦袋, 問她為什麼那麼糟糕。

「嗰陣時真係好hurt, 但知道係自己衰, 所以無嬲。」

「生活好重複,面對人好難,有時都係喊完之後, 祈完禱,先可以鼓起勇氣去返學。」

中七放榜, 中文D, 經濟(AL)D, 英文, 歷史(AS)和地理(AL)都是E。

「其實我好感恩,因為比我預期嘅好。同埋之前都擺咗唔同嘅Asso, Hi-de (higher degree) Courses落去, 諗住實會有offer。」

「點知放JUPAS榜嗰日, 電腦畫面講緊嘅無offer,係無offer啊!」阿欣用心撫住心口, 瞪大了雙眼, 當時的晴天霹靂到現在還是如此真實地縈繞著。

升大學 =分數??


在一片混亂迷失的情況下, 自行到大學報讀了一個副學士課程。

於是, 副學士成為了預科生活的延伸,每天上學、放學、圖書館、回家, 和身邊同學的關係只限於一起做Project的程度。生活很單調,也很重複, 當然也很大壓力。

怕與身邊的同學交流,怕他們問她考得怎樣, 怕他們知道後, 戲謔地說: 「你咁勁, 實得啦!」其實心中是充滿了對前路不確定的忐忑。

在圖書館溫習時, 怕遇到同學, 一來怕他們知道她的努力, 二來是增加了無形的壓力, 「佢地係我嘅競爭對手。」的聲音在耳邊響起。

選擇這種單調重複且大壓力的生活, 沒有後悔, 只有面對現實的無奈。

「無得唔勤力,因為無一個客觀嘅標準,你唔會知道究竟要考到咩Grade先可以升返Degree, JUPAS都有一點機構做調查,有數據俾你做參考。但係副學士無一個統一嘅機制話俾你知你每一間院校嘅每一科收幾多分, 你只能由你嘅師兄師姐口中去估個大概, 當然最好就係做到自己能力範圍嘅最好。讀咗兩年副學士, 我可以好proud咁同你講, 我嘅出席率係100%,因為出席率都佔總成績嘅5%。我知道我係一個會係考試「撻Q」(失手)嘅人, 所以要係自己掌握到嘅範圍裏做到最好。」

「同埋好驚嗰種無嘅感覺, 因為知道係預科嗰陣係自己衰, 我成日都係朵諗, 如果我無搞學生會, 勤力地讀書, 咁就唔會落得 「無offer」嘅下場。我唔想重蹈覆轍。」

「迎新日嗰陣時, 都有師兄師姐游說我參加唔同活動, 理由不外乎係CV(個人履歷表)靚點, 入大學有用。但係對於我來講都無用, 見過一次鬼仲唔怕黑咩? CV幾靚都好, 到最尾都係要睇你嘅考試成績。」阿欣感嘆道。


分數 = 理所當然?


GPA由第一學期的3.7 至第二學期的3.5, 再到第三學期的3.9, 一切都來之不易。可是拿著那麼高的成績去報大學時, 竟連一個面試的機會也沒有, 更別提銜接上大學的Degree course的機會。眼看身邊的同學一個個都有接二連三的面試機會, 有的甚至已有大學OFFER, 不禁焦慮起來。幾近聯招尾聲,還是沒有。於是整個人都崩潰了, 每當提起這件事, 眼淚都會決堤,問天問地, 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一直以來握在手中的確定都給撃得支離破碎。對於學業成績的追求好像已沒有了意義,無精打彩,在一個很重要的Project裏失了手,但到派成績時, 她的GPA竟是滿分的4.0。可這卻也增加了人生的諷刺,一個拿著滿分成績表的人竟沒有大學收,甚至連一個面試的機會也沒有。終於在最後在大學收生的最後階段收到一個面試機會,也給了她一個大學學位,但卻不是自己想讀的科目。

最後決定讀一個自資的學位課程。有人建議她拿去年的成績再去報大學。抱著反正已有著落, 一試無妨的心態再報了一次Non-Jupas, 但卻得到理工大學的接納, 由一年級讀起。

幾經波折,兜了一個大圈才進入大學,回首往事, 如何能夠不懷疑當下的人生?又如何能一下子確定這個決定的理性與正確?

分數=??


既然阿欣拒絕回應選擇讀理大的原因,便問她一些比較理論性的問題。

「點睇香港的教育制度?」記者問。

嫣然一笑,「一定唔會係 『求學不是求分數』! 分數就決定你讀不讀到你感興趣嘅科。分數就代表咗你嘅價值。」

「仲有, 我想為副學士平反,好多人都會因為讀副學士而自卑,但我想講,副學士唔係失敗者嘅歸宿。轉個角度來諗,佢係一個升上大學嘅stepping stone, 如果唔係佢, 我無可能讀到大學。」阿欣有點憤慨地說。

「那點解要讀大學呢?」記者問。

阿欣遲疑了一下, 「入到大學,可以識到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機會,其實入到大學,最後都係學點樣做一個人。」

「你期望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呢?」記者問。

「希望自己係一個不倒翁,更加知道自己嘅價值。因為人嘅認同好浮動,而將自己嘅價值建立係成績上, 更加係浮動,希望自己更加知道自己嘅價值。」她的眼神忽然很深邃,「我諗,經過咗咁多,開始明白『一切都會變』嘅意思。同埋我諗,有很多我以為嘅『理所當然』的事都沒有發生, 雖然會好失望,但另一方面令我更加唔能唔承認神在我生命嘅主權有幾近大。」還是那個燦爛的笑容。

後記:


在一次閒談中, 才知道原來喜歡笑的阿欣有過這麼一段的經歷。便遊說她跟我做訪問。她起初是堅決地拒絕,可當我搬出「你的經歷可以祝福到人」這一理由時, 她終於給說服了。可是拒絕以全名示人, 拒絕照相的要求, 更要求我別透露她所讀的學系。訪問中,在談到難熬的中七、副學士課程,沒有OFFER…的經歷時, 阿欣數次地低下頭,閉上眼, 極力抑壓當中的激動。

是怎樣的一種制度,當中對人的尊嚴、自我價值如此嚴重地摧殘,讓一個人在三年過後仍不能釋懷, 不敢完全地擁抱自己…

當人的價值在制度下只剩下一堆數字,如何能找回神定意給我們的獨特?我想我們都需要神的憐憫與恩典。


後記的後記:這是第一篇的人物專訪。

Monday, September 26, 2011

柏林短聚

在完全沒有計劃的情況下,我去了德國柏林,因為要從那裡乘火車回波蘭。而之前的訪問主角馬林(帶上面具找自己)剛好從流浪中回到柏林,於是很隨性地給他發了電郵,然後我們很隨性地在火車開前的下午從東柏林的一條火車線轉去另一條火車線,一起逛了跳蚤市場,喝了咖啡,然後在陰天下著微雨的柏林,從一條火車線走回另一條火車線,談著人生。

「你好嗎?」在一個友善的擁抱後,我問。

「還過得去,在一 段藕斷絲連的關係中徘徊,掙扎著是否要安定下來,守諾終生,還是繼續流浪,過申糧卯食的人生。」他答道,直接坦白得叫我吃驚。

列車靠站,我們走進車廂,並肩而坐。

知道他在Kurdistan-Iraq交界的藝術學院做完客席講師一職,便問他的體驗如何。

他說,那兩星期的生活把他腦中既定的,視為理所當然觀念粉碎了,像是民主,男女平等,肢體接觸等。。。

「酒吧裏的女客人都是妓女,濃妝艷抹,在男客人面前搔首弄姿,而男的則在對面前的幾個女子評頭論足。女子一坐下便是握著你的手,開始游說你開房。」說話期間,他握著我的手,示範風塵女子的挑逗。然後,他又告訴我女性地位在Kurdistan 很低,而男女之間的肢體接觸很少,好像一觸碰便像是性的前戲一樣。

我告訴他,我明白他的cultural shock,就像是烏克蘭給我的震撼一樣,讓人沉鬱。

「可是,他們的感情卻又直接、真切、細膩得叫人感動,我們走的時候,有一群學生說,她們會哭,他們也真的圍在一起哭。」他說,望著車廂對面的窗外,若有所思。

我說,「我懂得當中的觸動。記得在Papua New Guinea,探訪了一個部落,如果有部落成員離開,生離也好,死別也罷,只要他們認為他們不會再見,他們會砍下自己的一根手指頭,以示當中的傷逝:你的離開就像是我失去了一根指頭一樣。又或者在臉上劃一道疤痕。而我也親眼看著部落成員的落淚,跟著我們從一個山頭走向另一山頭的送別。」

「那真的很瘋狂,當中的探訪對我們來說,不過是廉價的機票,可他們付出的是指頭。」他吃驚地應到。「可他們卻保留在西方國家遺失已久的人性,像是真誠,像是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在乎。」他回應道。

馬林說,他和Lukas到訪當地的唯一白人,當中有一個老人在看了他們的表演後,把他用來禱告的信物送給他以示感謝,聽友人說,那是老人用了幾十年的信物,也很貴重。

「你告訴我,如何去量度當中的感情重量?」他帶點激動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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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逛了柏林最大的跳蚤市場,他找到一頂跟他表演戲服相襯的帽子,「自從一年前買了那套服裝,一直在尋找合適的帽子。只是一直碰不到。有些東西需要點緣份。」他在試戴時說。

他告訴我在墨西哥的奇遇,像是在一個島嶼上,一群嬉皮士的糜爛,另一個島嶼上,一對西方夫婦和一小部落人士,過著避世的生活,當中的小孩說的是中世紀,一種古老德語系的語言,在Belize,美國人對當地文化的蠶食。他也告訴我他 未來數月的計劃,像是去倫敦受訓,再去墨西哥參加馬戲嘉年華和交流,聖誕的巡迴表演。

然後,我們一起去了一家咖啡店。

「我想,我還是想去不同的地方旅行,看多一點世界。」他說。

他告訴我在去墨西哥前,和一個比他大四歲的女子有一段on-and-off姐弟戀,現在這個女子前從德國西部前來找他,因而有commitment v.s. fleetingness 的生活方式的掙扎。

「她想要小孩,34歲了,也該是時候了。可我還不太想settle down.我不敢也不可能保證她什麼,我能看見自己最遠的未來也只是今年年尾而已。」他說。

「可最近我又在想自己是不是應該對生命有點承擔,有點使命感,我已30歲了,on-the-road的生活很自由,很開心,可是當你重複了類似的人生一段日子後,你會想要一點有內容的人生,我想重拾課本,讀些什麼。」他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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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完咖啡後,他提議我們走回火車站。

「可下著雨呀!」我猶豫道。

「我借你帽子。」說著,他便把他剛買的帽子放在我的頭上。

就這樣,我們在雨中的柏林從一條火車線走回另一條火車線。

「柏林不喜歡我!」踏出咖啡店的時候,我望著天空說。

「為什麼?」

「因為她下雨啊!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和捷克的布拉格都有溫暖的太陽歡迎我,可柏林卻是陰天。」

「才不是,柏林這時節的天氣都是這樣的。」

就這樣,我們從一條街走去另一條街,閑談著。

他說,柏林是他的base,可是他卻一直想離開。小時候在不同的地方居住,柏林是住得最久的地方。

我告訴他,我懂當中的無根與飄泊,因為那也是我的人生寫照,只是把柏林換成香港而已。

他問我最終想做的是什麼,我告訴他,和一個彼此相愛的人,一起在南美的海邊開一家青年旅館,有咖啡店,有酒吧,遇不同的人,寫作,拍攝,學音樂,學跳舞,學畫畫,做一些對community 有用的事。

「你知道嗎,我一直在想,其實,我們一直旅行流浪,最終想要的不過是一個叫『家』的地方,可『家』不過是 A state of mind.」他說。

「或許吧,可惜現在的我們都還不在 the right state of mind.」我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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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台分手時,我問他最想去哪個非洲國家?
他說是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 「因為她有一條橫跨整個國家的鐵路,140多年前,法國為採甘蔗而建造的。」

列車靠站,他給了我一個很緊的擁抱。
「無論在南美,還是在歐洲,又或者是在非洲,只要我們在那,give me a shout, we'll meet.」他在我耳邊說。

"The world is ours." He winked at me as I left for the 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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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車廂,腦海中響起的是林一峰的有一種朋友


一個平凡星期天下午
在街上沒目的遊遊蕩蕩
碰到你還是個老模樣
但少了稚氣添幾分滄桑

很多人事都已不一樣
現實不是我以往想像
三毛錢的道理不多講
我很高興又走在你身旁

世上有一種朋友
能讓你表現得自然
就算走在不同路上
永遠不需解釋
也知道你心裡所想

談到你工作的地方
不想提的別笑得勉強
談到已經過去的感情
我總是欠了一點幽默感

世上有一種朋友
能讓你表現得自然
就算走往不同的方向
永遠不需解釋
也知道你心裡所想

相聚時間總是太短暫 再失去聯絡也是很平常
也許你永遠不會知道
你曾經讓我感到久違的溫暖




Tuesday, August 30, 2011

她和他和她的故事

同一間的咖啡店

引子 

“Спасибо, Анечка, за письмо. Я за тебя рад.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риеду к тебе. С
бабушкой все в порядке, уже вылечила свою шишку, хотя с трудностями, теперь
у нее болят колени. У меня тоже все хорошо, братики твои растут понемногу и
начинают давать жару всем, особенно Андрей. Совсем взрослый уже. Мы с
Наташей недавно вернулись из Финляндии - ездили играть в гольф и собирать
грибы.Открыла Наташа магазин одежды в Ужгороде, теперь пропадает там, но это
бизнес, и ей он очень важен. В стране по-прежнему плохо, не могут власть
поделить, но скоро выборы. Надеюсь, все сложится. Целую тебя, учись хорошо,
я очень тобой горжусь, будешь образцом для малых. Пиши чаще.”
...

別擔心, 以上一段不是亂碼,而是一封用俄文寫的電郵。收件人是這次的訪問主角,Anna Boyechko, (安娜)一個來自烏克蘭的女生,在香港大學作一個學期的交換生。

「我爸爸寫了一封很長的電郵給我,大約有150字!真的,叫我驚喜!」坐在餐桌另一面的安娜提高了聲量.

電郵內容是:安娜,謝謝你的電郵。我替你感到高興,奶奶的身體還好。你的弟弟們在成長著,開始叫人頭痛,尤其是大弟弟安德魯。我也不錯,我和娜特莉(他的現任太太)剛從芬蘭回來,我們去了玩高爾夫球和採磨菇。娜特莉在城市開了一家時裝店,她很著緊店務,經常呆在城市。烏克蘭的政治還是很糟,不過選舉很快就來了,希望到時一切都會好起。 吻~ 努力學習,我為你感到驕傲,你是那些小傢伙的榜樣。多點寫電郵,告訴我你的最近。

如此的閒話家常,可是回首看它的一路走來,你會明白安娜的驚喜,甚至安娜這個女孩---敏感、聰慧、透明、善良以及一點點的孤僻。


小時候的她,和他和她 

「記憶中,我爸爸從來沒有罵過我,是一個好父親。」安娜說,「可是,當你連一個父親在你成長中做過些什麼都不知道,又怎能用「好」去形容?」

安娜的父母在她四歲時離婚了,因為安娜的爸爸有外遇,還要是把那個女人帶回家,然後把外出回家的安娜和她的母親鎖在門外的那種背叛。

「他們的分開是和平的,至少我不記得當中有過些什麼吵鬧打鬥。我媽媽告訴我,她曾想為我爸爸再生一個小孩來維持這段婚姻,可最後也就這樣了。」安娜淡淡地說,「懂得放手需要一定的勇氣和智慧。」

「對於爸爸,沒有多大的依戀,或許還小,或許他從來都是扮演「缺席的父親」一角,」安娜頓了頓,接著說:「不慣嘛,是有的,但隨著日子漸漸過去,人會習慣所有的不習慣。」

安娜說,她的母親認為是自己的不好,未能留住她父親。更重要的是,生活中太多的人與物提醒著他的存在,以及她的「失敗」,安娜的母親帶著小安娜移居到鄰國哈隡克斯坦,重新開始。

沒有要安娜父親的贍養費,也沒有要來自娘家的接濟,憑藉一口流利的俄語、烏克蘭語和大學時主修英語的文憑,安娜的媽媽為報章撰文之餘,還是教人英語維生。

安娜成了她母親最大的支撐點,她們形影不離,她們也是彼此世界的中心.直至離婚三年後,母親有了新的男友。安娜變得歇斯底里,母女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打心底裏,安娜知道那是「嫉妒」在作祟,可是無法自控。最後是,安娜的母親跟安娜說她小時候的事,最後帶出 ---「沒有任何一個男人可以拆開我們,更沒有一個男人可以代替我們在彼此心中的地位。」的意義,然後小安娜便和母親和解了。

「現在想起來,其實我們都受盡了那種畸形的倚賴關係的折磨。」安娜笑著說。

青春期的她,和他和她 


14歲的安娜考入了烏克蘭專為資優兒童而設的大學先修機構--- The Lyceum.讀了兩年後,安娜母親認為安娜應該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打算去英國工作.正好她在英國的朋友有門路,於是安娜便和媽媽一塊起程到英國.

「好奇妙啊!我還以為會像我媽媽一樣,大學畢業後,愛上一個男人,結婚,出國;或許遇上感情上的波折,吵鬧幾翻,再落葉歸根。」安娜嘴角上揚,「可我是去讀書,在那裏,我看見了另一個未來。」

因為學費昂貴,安娜的母親叫她找父親商量.

說不在乎,可這麼多年來,安娜一直有意無意地收集著有關父親的資料。她知道父親是一個很厲害的人,在世界都猜疑著伯林圍牆的倒塌,蘇聯的解體時,當時還是記者的他,已參與在歷史中,見證著這一切的發生。烏克蘭在1991年獨立,政權落在一小部分的精英分子手上,安娜的爸爸雖然沒有參與其中,可是跟那些人都有交情。他甚至幫俄羅斯前總統普京幹過事,有一隻普京送的手錶,權力是最好的春藥。父親身邊有不少女人,而之前電郵中提到的娜塔莉,是他的第四任太太。現在的父親是烏克蘭的高官,甚至在密組新的政黨參與選舉。

安娜的父親選擇了一家咖啡店和安娜見面,這麼多年來的第一次見面。

「我想這大概是想讓我們輕鬆一點,可是,我們都像是拉緊了的橡皮筋一樣。」安娜說。

「坐下來的一刻,我們對望了一眼,然後各自低下了頭,他讓我說說我的生活。我說,我想到英國讀書,需要錢他低著頭,不斷地吸著煙。」安娜順勢擺起了吸煙的手勢,食指和中指夾在一起,放在唇邊,拿開了,再放回去。「我知道他緊張,可我是更加的忐忑。」

「服務生端來了咖啡,向我爸爸笑了笑,很明顯他們都認識他。那個服務生瞟了我一眼,像是給人發現了那種乞丐般的卑微,我把頭低得不能再低了。」

空氣沉寂了.

「他寫了一張支票給我。我如坐針氈地喝完了那杯咖啡,走出咖啡店,跟他分道揚鑣,轉身的一刻,眼淚湧了出來...」安娜用力吸了一下鼻子,接過遞給她的紙巾,印了印眼角.

「不好意思,失禮了!沒有跟別人談過這些,以為已是事過境遷,原來心還是會痛。」安娜笑道。

「不過,現在想起來,我開始明白我爸爸。16歲的我在他眼中只是一個青少年,一個飽經滄桑的男人可以跟一個黃毛丫頭說些什麼?更何況這個黃毛丫頭是你的女兒。我想他的無力感和我不遑多讓吧!」安娜說。

不過,後來才發現,安娜的爸爸在支票上寫少了一個零,把£400,000寫成是£40,000.回到英國的安娜只好寫了一封郵件給他,同時也把自己的對父親的恐懼,當中的擔心`羞恥一併寫了出來.

幾星期過後,安娜收到了一個只寫著「sent」的電郵.

「之後的幾次見面好像比第一次順暢得多,大概是他開始感到我是他的骨肉,是他的影子,也開始看到我的成長,能談的話題越來越多,他甚至跟我談他的政治遠想。聽見時,心中暗呼「哇」!」安娜張開口,「哇」了一聲。「或許我和我爸爸就像是野生動物和人一樣,會逐漸地建立關係。上次我甚至跟他談了我的男朋友,他也介紹了我那些小弟弟,還有他的第四任太太,娜特莉給我認識。」

現在的安娜是獨當一面的魅力女生
「你知道嗎?娜特莉只比我大一歲!可是對著她,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小孩。她有足夠的勇氣不用一紙婚書,跟一個人一起生活;甚至勇敢得可以生小孩,背起母親的責任。她會開車,會訂遊輪的船票,會讓人知道她想要什麼,令人把她當VIP (貴賓)看待,令丈夫心甘情願地買鑽石給你,贊助你去馬爾代夫旅行...天啊!她懂的事,我全都不懂得!」安娜聲量又提高了,鄰桌的人望了過來,她吐了吐舌頭。

「對著她,沒有了起初的反感,反而多了很多的佩服!誰知道我爸爸會不會再離婚呢?可是她竟可以相信愛情...」


她和他

「其實我也不是不相信愛情,只是看著爸媽身體的伴侶不停轉,懷疑當中的天長地久而已。不過,我的男朋友讓我相信這是有可能的。我們認識彼此的朋友,可是從未見過對方。直到一個共同的朋友結婚,我們才認識。像是冥冥中的註定,我們一見如故。他可以讓我毫無顧忌地談自己的感受,讓我有安全感,第一次,我相信人在世是為了找尋另外一半,而真的有所謂另外一半的存在。大概我的爸媽仍在找尋吧!」安娜笑道。

「現在我覺得很幸福,因為我們一家都有屬於自己的人生,我媽媽和她的現任男友已兩年了,或許這就叫否極泰來。」她補充道。

後記 

安娜在英國呆了三年,19歲才入大學。用了頭兩年的時間一邊打工賺生活費,一邊讀英文課程.第三年時,因為知道在英國住滿了三年,便可以用本地生的身份交學費,£30,000一年。可是非本地生的收費是£100,000一年。於是安娜又在英國打了一年工。不過,資優的她,現在也不過20歲而已。

對著一個剛認識的朋友可以如此坦誠地說出自己的故事,以為她的人際關係會很好。可是,她卻說,她只有兩個朋友,分別是她的媽媽和男朋友。她說,她不喜歡對人,因為人有太多的算計,所以她打算成為一個維護動物權益的律師。

或許吧,高智商的人一般都比較敏感,對痛苦的感受也尤其深刻。只是曾聽人說過,你有多大的能耐去體會痛苦,就有多大的能力去明白幸福。

人智慧有限,所以在經歷種種後,明白人生的大限,才會有不同的頓悟,回到最初, 平凡是福。

後記的後記

稿是2009年寫的,那時安娜在香港作交換生。因為有幾門相同的課,因而熟起來。繼而寫了這篇訪問。一年半後, 在烏克蘭的小鎮, 見證著安娜的成長和經歷著她的人生, 很有人面
桃花的感覺。

Wednesday, August 17, 2011

Talk To HIM

純粹
「oh, you are going to Oaxaca, that’d be great. I will have few friends there that I want to visit and I really want to see you again. I am thinking to bike from Mexico city to there.」在facebook的即時短訊,他寫道。

螢光幕前的我吃了一驚,因為從墨西哥城到瓦哈卡城,乘巴士都要12小時,騎自行車會是多久呢?而當中目的只是為了見朋友。

他叫Pieter Robberechts,27歲,來自比利時,但有一張很滄桑的臉,長得很像美國電視劇《House》的主角。遇見他是在墨西哥的一間旅舍。我們談了很多話題,像是旅行、國家、身份、政治等,然後,我離開了墨西哥城,繼續我的旅程。瓦哈卡城是我旅程的最後一站,他知道後,有了以上的提議:從墨西哥城騎自行車到瓦哈卡城跟我說再見。

兩個星期後,我從墨西哥最南的城市Chiapas來到瓦哈卡城。當我踏入旅舍時,看見他的自行車,然後是他的人,我只懂興奮地抱住他。

他說:「別人都會說,我從墨西哥城騎自行車到這來找一個中國女生,一定是另有企圖,墨西哥人腦海中的男女關係除了性,便別無其他。我只是單純地想用自己的方式去見一個朋友而已。」



他就是如此地率性、純粹,可是在言談間總會有一些讓人細嚼的語句。

他的世界觀

在墨西哥城的旅舍,他看見我把每天的行程都堆砌得滿滿地,計劃著下一站要去哪裡,他會說:「中國人好像什麼都要爭快、爭第一。像是十天環遊歐洲,今天去巴黎拍幾張照,明天去羅馬古城拍幾張照,然後回去炫耀,那就叫旅行,真的很諷刺。」

我連忙辯稱:「那不是我,旅行的意義對於我來說,是過當地人的生活,學習做一個當地人。」

「那就更好笑了,因為當一個墨西哥人對於當地人來說,是像呼吸一樣自然的事,他們根本就不能具體告訴你,什麼為墨西哥人。就算你過著當地人的生活,你永遠也只是一個外地人。」他應道。

他又補充說:「其實所謂的Racism也不是全然的壞,至少它讓人更清楚我們的身份。我最好的朋友是越南裔的比利時人,她在比利時出生,成長,學習當中的語言、文化,但對於我來說,還是會以她的越南籍為主。當然,這又回到『什麼為比利時人/墨西哥人』的問題。」

Pieter在墨西哥已有一個月了,買的是一張單程機票,所以也沒有打算什麼時候回去比利時。只知道,比利時是一個傷心地,太多事情發生了,只想要一個逃脫,墨西哥像是一個很好的療傷地。他的專長是寫電腦程式,他接一些freelance的工作,一個project是1000歐元,大約是17,000元墨西哥幣,而墨西哥的生活指數是香港的七成,他用兩個星期寫好一個程式,由此看來,你大約可以知道他在墨國的富有。

「我也知道,很多歐洲人其實都在第三世界消費貧窮,在比利時,我只是一個窮小子,但在墨西哥卻突然變了有錢人,但這就是世界的潛規則。那也好,我可以在這裏待久一點。」他笑說。

「那倒也是,墨西哥人很樂觀,在這裏生活開心一點。」我感嘆道。

「這又是很吊詭的一個現象。不少西方人都會認為在第三世界的人開心一點,他們沒有很多錢,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可是,他們卻可以夜夜笙歌,派對不斷。為什麼西方人在自己的國家卻做不到呢?」他苦笑。

「對呀,如果可以,你就不會在這裏了。」我取笑道。

他沉默了。

原來


在瓦哈卡城旅舍剛開張不久,客人很少,宿舍中只有我們兩個人,他在房間的一端,我在另一端。他的沉默讓深夜多了一份的憂鬱。

「有時候,你真的要從原本的環境跳出來,喘口氣,才能向前走。」他停頓一下,說:「比利時很累人。」

他又沉默了。

良久,他再開口:「其實也沒什麼,大概就是和女朋友分手了,然後家裏又一團糟,可偏偏所有的事都要我一個人去面對。」

相戀3年的女朋友向他提出分手,他們在熱戀初期計劃好一起儲錢去古巴,可是,3年下來,感情像是過了期的食物,沒有了味道,愛情也就這樣無疾而終。

「也沒有什麼,大家都知道,繼續走下去只會是勉強自己。但我還是一個人去了古巴,我想她也是獨自履行了當初諾言的另一半。」

然後,他從古巴飛來墨西哥。

「那你的家庭呢?」我忍不住問了一句。

他的聲音戈然而止。

片刻,他開口了:「我的父母離婚了,其實他們早該下這個決定了,也不會一連催毀了四個人的生命,他們的,我和我姐姐的。」

Pieter的爸爸是在銀行工作,媽媽是家庭主婦,算是中產家庭。在Pieter姐弟出世後,爸爸升為經理,工作應酬越發忙碌,媽媽變得歇斯底里。

小Pieter認為是自己的出生以至破壞了家人的關係。在一個沒有足夠愛的環境裏成長,自我價值觀很低。

「我不喜歡說話,反正說了,別人也不會在乎。」他嘆了一口氣。「我甚至有自毀的傾向,我的左腳有點瘸,因為小時候,存在感很低,又想知道生死的意思,便從高樓上跳了下來,結果而弄傷了腳。有時要從痛中才能感到活著。」他的聲音漸小了。

「我做過很多工作,是的,我不喜歡自己,當中的自我價值很低,因為看不起自己,所以就算是身為一個大學生,我還是會做一些厭惡性的工作,像是清潔工等,因為不用經過重重的面試。而且我總認為是人生應該是work to live not live to work,所以做什麼工也沒有關係。」他笑說。

「我姐姐更糟糕,很早便拍拖,很早便有了小朋友。她愛上的男人不是癮君子便是虐待狂,第一次嫁錯郎也就算了,當你第二、第三個男人都是相同類型的,那這個人的性格有缺陷,自討苦吃。在我離開比利時前,剛幫她擺脫了有虐待傾向的男友,希望她可以重新振作。我也有我的生活要過,總不能拖著她走。女人,如果想要得到真愛,第一步是讓自己變得可愛,這起碼讓人愛你愛得容易些。」

Pieter說,父母一直拖著不離婚是因為不想他們兩姐弟在單親家庭成長。「如果他們早點離婚,或許我們各自的生命都好過一點。」Pieter的爸爸最後辭了銀行經理一職,謀了一份東不成西不就的工作,和妻子的關係越是惡劣,而Pieter的媽媽最後患上了精神病。

「總之家庭就是一團糟,而我好像總是要負責收拾爛攤子的那個。」Pieter說他要他好像是家人之間的信差,又像是他們的守護者,誰要是有什麼事,總會找他。而他的自己總是縮到很小很小,縱然他也有被擁抱,被呵護的需要。

忽然間,我明白了。在墨西哥浪遊,從墨西哥城騎自行車到瓦哈卡城,當中看似的種種任性,其實都是Pieter對小小自我的一點補償。在比利時,他身份是giver/caretaker,穿上的衣服叫責任。在千里之外的墨西哥,終於可以卸下種種的裝甲,一嘗只對自己負責的輕鬆。而當中對世界、對人生、對價值的反省都是幾經歷煉後而得出的智慧。

當言語失去了力量,音樂或許可以為笨口拙舌的自己找到一個出口。我拿出MP3,把耳塞給他,播的是讚美之泉的《全新的你》。

你說陰天代表你的心情,
雨天更是你對生命的反應。
你說每天生活一樣平靜,
對於未來沒有一點信心。

親愛朋友,你是否曾經
曾經觀看滿天的星星,
期待有人能夠瞭解你心,
能夠愛你賜你力量更新。

耶穌能夠叫一切都更新,
耶穌能夠體會你的心情,
耶穌能夠改變你的曾經,
耶穌愛你耶穌疼你,
耶穌能造一個全新的你。

後記:
我把歌詞的大意翻譯了給他聽,然後,一人一個耳塞,一起重聽了這首歌。我們都沉默了。很多時,最好的安慰,陪伴,不是吵嚷的,急於宣諸於口的「我明白,我在乎你。」而只是借出一雙耳朵,靜靜地聆聽,沒有批判,沒有可憐,那種「在」的感覺已讓人感到溫暖。就像祂,在你迷失,沮喪,憤怒,軟弱,好像看不見衪時,衪卻一直在你身旁,靜靜地等待你向衪開口,因為衪承諾過「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衪一直都在你身邊,而你與衪之間的距離只是一個禱告而已。

後記的後記:
在9月27日的凌晨,收到他的訊息,

‎" Met in Mexico an argentinian Girl I like, so I'm leaving in a month and a half again to Argentina. lets see what comes out of it..."
他說,他剛回到比利時,但在墨西哥的流浪中,他愛上了一個來自阿根廷的女生,想去阿根廷找她。

" having some plans to go already helps too"
雖然在比利時的現實很難過, 知道可以離開已是一種解脫。



再同意不過。



Monday, August 15, 2011


林一峰 Chet Lam - Could we ever meet

Familiar voice echoes through my head
calming my mind every word you said
let the world spin outside my window
i don't care

familiar days dry up my soul
and the weather's unpredictable
but you can make me warm so unexplianable

*though i have the moonlight guiding me through
this long and winding road
ending or beginning it never shows

something so far but they seem so close
someone you love but you still don't know*
could we ever meet
should we ever meet


Friday, July 29, 2011

IFES WA 2011 --Daniel Bourdanné Response to the Scripture engagement



Bible studying is relevant to our daily life. It gives hope to for people to carry on their life, see things beyond their own context.

The summary of one speech.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scripture engagement in WA, it is on Revelation 7:9-17
The IFES General Secretary Daniel Bourdanné shared his experience in engaging the scripture.

One of the speakers read the scripture as it is the fulfillment of our deepest yearnings--- Security, Authenticity and purpose.

Complete security: God on his throne.
God is completely in control, an experience few of us can even imagine, it is only because we know his incredible character as good shepherd and caring father, that we can trust him with our total being.

Complete authenticity: in our yearning to be "authentic" or "genuine", our pride makes us hold on to power, prestige and material possessions to make us feel important.
Our passport to heaven is that we have been "washed in the blood of the lamb"--- our true identity is as helpless sinners saved by the incredible price paid for us by the slain lamb!

Complete purpose: worshiping only God.

human beings were created to worship God, After the fall many "idols" replaced worshiping God as the main purpose of our lives.

in Heaven, there are no idols all who are there have been liberated from the bondage of idolatry and are free to worship God alone.

Evan though the multitude cold not be counted, and they all wore the same outfits, each person's unique identity remains since John could still identity them as coming from every tribe and every nation on earth.

All our suffering and every kind of "tribulation", is a thing of the past and "God will wipe away every tear from their eyes."

Our deepest yearning will only be fulfilled when we are in heaven. That assurance is what keeps us going in spite of all the challenges in this broken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