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tember 29, 2011

我和我的母親


A story about gaining root in Hong Kong


每個女人都有一個故事,而每個女人的故事都從她的母親開始 ,我的故事從母腹開始。

她跟我說,如果把她偷渡來港產子()包括在內的話,那我可是一共偷渡來港過四次。

偷渡?” 聽來像是上世紀,老一輩的事,但這卻是我的親身經歷,更準確地說,是我的母親對命運不妥協的反抗。

第一次的偷渡是在母親的腹中,她挺著大肚子,乘著船偷渡來港,準備在香港把我生下來。可是船在中途給水警攔截了,母親和我給遣返回去。

一個鄉下女人,遇上那麼大的事件,總會害怕,甚至心有餘悸吧!可是,我的母親竟毫無懼色,計劃了後來幾次的偷渡。

時代的受害者

我也有問她執著要來港的原因,她總是支吾以對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但當我認識她越多,我開始明白:大概是因為大陸得不到她要的尊重,而香港有她愛的男人。

我的父母那時算是前衛的人,他們自由戀愛然後結婚。陳村的一個男子愛上了一個張村的女子。 陳村和張村有距離有多遠?大概是就像是由元朗到銅鑼灣吧!

奶奶不喜歡母親,理由是老土而真實的:她搶走了我的兒子!奶奶甚至拿著父親的香港身份證跳河自殺,以死相逼。(那時父親因為游水偷渡到香港,獲得了香港居身份證。)拿走了父親的身份證大概是怕父親帶了母親去香港後,不會再回來,那時她是真正地失去了一個兒子。不過,他們的愛情並沒有因為奶奶剛烈的行為而死去,反而結出了我們三姐妹的果子。

農村嘛,總是重男輕女的,尤其是當父親的兄弟們都有香燈繼後,只生有三位千金母親就成為了箭靶。

或許是為了她的男人,或許是想我們三姐妹在一個正常的環境中有尊嚴地成長,母親千方百計都要把我們三姐妹送來香港。姐姐透過正常申請途徑來港,妹妹在香港出生(母親這次的偷渡來港產子成功了),而我則...

只是回首過往,我們都是那個時代的受害者,那個人們要逃離到家園才能找到溫飽,那個重男輕女的年代

偷來的身份

記憶是零碎的,我不太記得第二次偷渡的詳情,但卻記得沒有身份證明的我竟能在香港讀完我的幼稚園教育。

事緣是母親在香港的一個好朋友需要一個鐘點,然後母親介紹了阿姨給她。後來母親好朋友的女兒移民去加拿大讀書,母親便教唆阿姨偷偷地把那個小女孩出生證明的副本去影印,然後把她的名字改成我的名字,再影印改過的出生證明書。就這樣,母親用一個假的出生證副本,幫我找了學校。而我用一個偷來的身份活了三年,如果我的身份和我的不同就只在出生證上的一個號碼的話。

可是,因為妹妹的出生,在我讀完幼稚園後,母親和我被發現無證留港,給遣返回鄉了。

第三次偷渡

給生活推著繼續走。第三次的偷渡是最經典的!

偷渡的那天,我們到了深圳,與一個男人見了面,(用現在的話來說,那男人是『蛇頭』),等待夜晚的到來。

我記得,那天母親為我穿上最貴最好看的一條裙子,可諷刺的是,我要穿著它爬過鐵絲網,還要游泳越過邊境。

我記得,母親放一個充滿氣的袋子,像是救生圈一樣,我坐在上面。她和那個男人便在我兩旁游泳推著我向前走。那年我五歲。

黑暗中,母親對氣袋上惶恐的我說:看到前面的光了嗎?前面那個五光十色的城市就是香港了!還差一點點,我們便到了!

我們很安然到達彼岸,但我們往附近一個很陡的山坡上過夜。晚上很多蚊子,母親整夜為我趕蚊子。我在迷糊中睡去。第二天醒來,發現她已換過衣服,打扮得明艷照人。她告訴我,穿得入時一點,像香港人,走在街上,不怕給警察懷疑。

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母親和我返回上一次的居所,用她的邏輯來解釋,便是---
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當謊言給揭穿的時候

除了千方百計地讓我來港, 母親還千方百計地讓我讀書。

她重施故計,拿著那張假的出世證明副本去幫我報讀小學,但小學一定要它的正本才肯讓我註冊入學。於是母親便為我在另一間的幼稚園報讀了高班,要我重讀。奇蹟出現了,一間私立小學接納了我的申請,我可以入讀小學了。

只是好景不常,在讀小一時,要打預防針,全班都打了,可我沒有,連針卡都沒有。不知怎的,學校的人在細查之下,發現我出生證上的名字和證明號碼不符合(母親只是改了出生證明上的名字),報了警,再追查下去,發現原來我盜用了別人的身份,最後更追溯到母親的好朋友,即出生證原有者的母親。

於是,一對好朋友就此決裂

那時,母親大約28歲左右。一個28歲的女子,可以獨立計劃那麼多次的偷渡,甚至可以為了女兒,出賣最好的朋友如此沉重的愛啊!

孤獨的放逐

當第三次給遣返回去,我便和姐姐一起在奶奶家住,入讀小學一年級。由於母親和奶奶的關係不好,她去外婆家住。姐姐和我被安排在一間還未裝修好的空置房子裏住,只有一張床、一張桌子,窗戶還沒有裝好,如果有賊,我們是毫無抵擋之力。奶奶和叔叔的家離我們大概有十分鐘路程,每天吃完晚飯後,姐姐便帶著我走十分鐘的路,回到我們的住處。
那年,我七歲,學會了一個叫寄人籬下的成語。
母親說,她也心痛兩個女兒的放逐。

她告訴我,最令她揪心的一次是,她和我們兩姐妹吃完午飯,我和姐姐上學去,她則回外婆家去。我們站在一條分叉路口,我向她告別:

媽媽,我就走這條路上學,你走那條路回婆婆家!

母親告訴我,那一句讓她心痛,想哭,也哭了出來。一個為了愛情,可以橫眉冷對千夫指;為了女兒,可以忍受不見天日的非法移民生活;為了一家團聚,可以一次又一次跟海關糾纏的剛烈女子,小女孩的一句卻把她最柔性的那面釋放出來,而當中的引子叫做 “母愛

於是,母親暗下決心,無論如何也要把我們帶到香港去,尤其是當時的她已在1996年時已拿到了香港身份證。


第四次偷渡

在內地呆了一年半後,母親也計劃好了第四次的偷渡,這次計劃包括了姐姐。
母親在沙頭角找了一家人接應我們。那時是1997310日,那戶人家的爸爸帶負責帶我們過境。姐姐是11日走的,而我則是12日。

那天,那位大叔踏著自行車,我坐在車尾,經過一個關卡。大叔給了證件給那個檢察長,然後便放行。過了不久,已看到香港的 熱狗巴”(以前沒有空調的黃色雙層巴士),我們坐的是上層。
到了某個地方,又有一個路障,一個警察上車來檢察,他環視一週後,便放行了。

下了車後,步行沒多遠,已看見上水火車站了,父親在月台等我

終於

來了香港,即312日,母親便帶著我去灣仔入境事務大樓自首。原來那時臨近回歸,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的問題好像鬧上了法院,因為父親是香港永久居民,所以我便可以在自首後拿俗稱的行街紙在香港有限制的居留。

誰知,有關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的問題的官司一打便打了兩年,幸好在這兩年裏,有一間村校肯收我作為學生,(因為我只是個拿 “行街紙的學童,當時來說,收我們讀書可能會犯法)。可是母親怕那時的官司失敗,便遷居到附近的另一條村,以防官司失敗,我要被遣返,警察根據我申請行街紙的地址找上門。好一個謹慎的女人!

99
年, 有關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的官司完了,我也獲得了居港權。

記得去入境處簽字拿身份證時,那個督察笑著跟我說:妹妹,你應該懂得自己簽名,自己簽吧!
我便拿起筆,豪氣地寫下 『陳冬莎』 三個大字。

是的,這一回的證件是確確實實屬於我的了, 真的是陳冬莎,而不是借來的身份。

那一刻,我竟然哭了,學會了什麼叫做 “得來不易 “百感交集”…

後記

兩個小時的訪問完後,阿莎說:現在才發現要把自己22年的人生在2小時內說完是那麼累的一件事。但是呢,經過這次談天,我覺得自己很特別!

聽完後,很觸動,所以發了一個短訊給她:

謝謝你,阿莎,你的坦誠讓我很感動。是的,你是一個很特別很特別很特別的人!哭泣有時,歡笑有時,失落有時,尋找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生命中有很多的extremes,可是你也走了過來,形成今天堅強、樂觀、傻氣卻睿智的陳冬莎。放心吧!你會得到你想要的幸福,因為至少我在為你祝福。

她隨後回來一個短訊:

別客氣! :-D 是你令我感覺自己特別 (我也向男朋友說過同一番的話啊,哈哈你的邀請讓我感受到我的過去是有價值。你沒有參與我的過去,但是,我知道你會明白。 所以, 向你坦白。

看完,更是激動。兩小時內,阿莎坦誠地分享了她在過去22(如果把她在母腹的十個月也算上的話)的人生經歷,包括以上的偷渡來港的經歷, 還有父親在她中二時患了癌症,以至要領取綜援的家庭狀況;父親的嗜賭和母親的包容;兼職時體會到的世途險惡,人情冷暖;最近為了交學費而向朋友借錢的難堪;在馬會實習的辛苦;對擺脫困境的掙扎談到心傷處更數度哽咽,落淚… 如此地交心,讓我在寫這篇稿時增添了壓力,怕寫得不好,怕辜負了她的信任

因而,探用了第一人稱的方法去寫這篇訪問,務求把阿莎在訪問時的述說最真實地呈現在大家眼前。

是的,我們的人生都是獨特的,獨有的經歷構成獨特的我,感謝為我們預備更與我們共同經歷這些的那位!


後記的後記:
文章是2009年寫的,剛開始寫人物專訪,想更好的整理自己的作品,所以再貼一次。我想每個時期的作品都有它的獨特處,2011年的自己未必可以寫出2009的心態,正如2009年的自己寫不出2011的歷練一樣。一路走來,感激生命中遇見的你我他/她。

Wednesday, September 28, 2011

當人的價值只是一堆數字。。。



「點解係讀咗兩年ASSO (副學士),只要再讀一年自資學位課程就可以有一個Degree Title ,但選擇入理工,由Year 1 讀起?」記者問。

「嗯,呢個問題,我唔想答住,因為我仲未settle down。」

言下之意是,對於這個決定,仍有忐忑,怕選擇錯;怕選擇後人生的轉向,縱然已是無可逆轉。訪問幾近尾聲,亦問到一個最拗心的一個問題,是次訪問主角, 阿欣, 選擇了沉默。

是的,在過去幾年裏,自以為看得見未來的決定,最終在期待的雲端,踏空了,摔個頭破血流,包括在A-LEVEL 拿著DDEEE的成績,把副學士、高級文憑課程都放在頭幾個大學課程選擇中, 但沒有offer;在副學士時,拿著GPA 4.0的成績通過non-jupas的機制去報大學,在身邊人都有著落後,竟連一個面試的機會也沒有。

一切得從她的中六生涯說起。

升大學 =分數+活動 ?


「中六嗰陣時搞學生會, 你知啦,入大學,有一點搞過課外活動嘅經驗會為你加分。」 她笑著說。然後是一聲嘆息,「當時太高估自己了, 以為自己可以兼顧度學業, 到最後係一踏糊塗。」

她頓了一頓, 「哼,我算係乜, 我嘅會考都不過係15分, 以為自己真係可以做到咁多野。」自嘲的聲音裏充滿了無限的悔恨。

記者便問了一句, 「搞學生會嗰陣時開唔開心?」

她低下頭, 沉默了一會兒, 說道, 「坦白講, 其實唔開心。」

阿欣說, 一班內閣成員都沒有舉辦活動的經驗, 以至在舉辦活動的過程中, 錯漏百出, 甚至成為全校同學口誅筆伐的對象。

搞學生會不開心, 更大的考驗是在學生會完結後。

因為學生會時發生種種, 她為自己的人生劃了一個圈圈, 她不會走出去, 也沒有人可以進去。在這個圈內, 她的喜怒哀愁都是一個人的狂歡。每天上學、放學、自修室、回家, 生活在過著她。學業上, 縱然已很努力, 可還是輸給了時間。

阿欣憶述, 在一次做練習時, 老師看著她半空的練習, 便用手指指著她的腦袋, 問她為什麼那麼糟糕。

「嗰陣時真係好hurt, 但知道係自己衰, 所以無嬲。」

「生活好重複,面對人好難,有時都係喊完之後, 祈完禱,先可以鼓起勇氣去返學。」

中七放榜, 中文D, 經濟(AL)D, 英文, 歷史(AS)和地理(AL)都是E。

「其實我好感恩,因為比我預期嘅好。同埋之前都擺咗唔同嘅Asso, Hi-de (higher degree) Courses落去, 諗住實會有offer。」

「點知放JUPAS榜嗰日, 電腦畫面講緊嘅無offer,係無offer啊!」阿欣用心撫住心口, 瞪大了雙眼, 當時的晴天霹靂到現在還是如此真實地縈繞著。

升大學 =分數??


在一片混亂迷失的情況下, 自行到大學報讀了一個副學士課程。

於是, 副學士成為了預科生活的延伸,每天上學、放學、圖書館、回家, 和身邊同學的關係只限於一起做Project的程度。生活很單調,也很重複, 當然也很大壓力。

怕與身邊的同學交流,怕他們問她考得怎樣, 怕他們知道後, 戲謔地說: 「你咁勁, 實得啦!」其實心中是充滿了對前路不確定的忐忑。

在圖書館溫習時, 怕遇到同學, 一來怕他們知道她的努力, 二來是增加了無形的壓力, 「佢地係我嘅競爭對手。」的聲音在耳邊響起。

選擇這種單調重複且大壓力的生活, 沒有後悔, 只有面對現實的無奈。

「無得唔勤力,因為無一個客觀嘅標準,你唔會知道究竟要考到咩Grade先可以升返Degree, JUPAS都有一點機構做調查,有數據俾你做參考。但係副學士無一個統一嘅機制話俾你知你每一間院校嘅每一科收幾多分, 你只能由你嘅師兄師姐口中去估個大概, 當然最好就係做到自己能力範圍嘅最好。讀咗兩年副學士, 我可以好proud咁同你講, 我嘅出席率係100%,因為出席率都佔總成績嘅5%。我知道我係一個會係考試「撻Q」(失手)嘅人, 所以要係自己掌握到嘅範圍裏做到最好。」

「同埋好驚嗰種無嘅感覺, 因為知道係預科嗰陣係自己衰, 我成日都係朵諗, 如果我無搞學生會, 勤力地讀書, 咁就唔會落得 「無offer」嘅下場。我唔想重蹈覆轍。」

「迎新日嗰陣時, 都有師兄師姐游說我參加唔同活動, 理由不外乎係CV(個人履歷表)靚點, 入大學有用。但係對於我來講都無用, 見過一次鬼仲唔怕黑咩? CV幾靚都好, 到最尾都係要睇你嘅考試成績。」阿欣感嘆道。


分數 = 理所當然?


GPA由第一學期的3.7 至第二學期的3.5, 再到第三學期的3.9, 一切都來之不易。可是拿著那麼高的成績去報大學時, 竟連一個面試的機會也沒有, 更別提銜接上大學的Degree course的機會。眼看身邊的同學一個個都有接二連三的面試機會, 有的甚至已有大學OFFER, 不禁焦慮起來。幾近聯招尾聲,還是沒有。於是整個人都崩潰了, 每當提起這件事, 眼淚都會決堤,問天問地, 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一直以來握在手中的確定都給撃得支離破碎。對於學業成績的追求好像已沒有了意義,無精打彩,在一個很重要的Project裏失了手,但到派成績時, 她的GPA竟是滿分的4.0。可這卻也增加了人生的諷刺,一個拿著滿分成績表的人竟沒有大學收,甚至連一個面試的機會也沒有。終於在最後在大學收生的最後階段收到一個面試機會,也給了她一個大學學位,但卻不是自己想讀的科目。

最後決定讀一個自資的學位課程。有人建議她拿去年的成績再去報大學。抱著反正已有著落, 一試無妨的心態再報了一次Non-Jupas, 但卻得到理工大學的接納, 由一年級讀起。

幾經波折,兜了一個大圈才進入大學,回首往事, 如何能夠不懷疑當下的人生?又如何能一下子確定這個決定的理性與正確?

分數=??


既然阿欣拒絕回應選擇讀理大的原因,便問她一些比較理論性的問題。

「點睇香港的教育制度?」記者問。

嫣然一笑,「一定唔會係 『求學不是求分數』! 分數就決定你讀不讀到你感興趣嘅科。分數就代表咗你嘅價值。」

「仲有, 我想為副學士平反,好多人都會因為讀副學士而自卑,但我想講,副學士唔係失敗者嘅歸宿。轉個角度來諗,佢係一個升上大學嘅stepping stone, 如果唔係佢, 我無可能讀到大學。」阿欣有點憤慨地說。

「那點解要讀大學呢?」記者問。

阿欣遲疑了一下, 「入到大學,可以識到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機會,其實入到大學,最後都係學點樣做一個人。」

「你期望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呢?」記者問。

「希望自己係一個不倒翁,更加知道自己嘅價值。因為人嘅認同好浮動,而將自己嘅價值建立係成績上, 更加係浮動,希望自己更加知道自己嘅價值。」她的眼神忽然很深邃,「我諗,經過咗咁多,開始明白『一切都會變』嘅意思。同埋我諗,有很多我以為嘅『理所當然』的事都沒有發生, 雖然會好失望,但另一方面令我更加唔能唔承認神在我生命嘅主權有幾近大。」還是那個燦爛的笑容。

後記:


在一次閒談中, 才知道原來喜歡笑的阿欣有過這麼一段的經歷。便遊說她跟我做訪問。她起初是堅決地拒絕,可當我搬出「你的經歷可以祝福到人」這一理由時, 她終於給說服了。可是拒絕以全名示人, 拒絕照相的要求, 更要求我別透露她所讀的學系。訪問中,在談到難熬的中七、副學士課程,沒有OFFER…的經歷時, 阿欣數次地低下頭,閉上眼, 極力抑壓當中的激動。

是怎樣的一種制度,當中對人的尊嚴、自我價值如此嚴重地摧殘,讓一個人在三年過後仍不能釋懷, 不敢完全地擁抱自己…

當人的價值在制度下只剩下一堆數字,如何能找回神定意給我們的獨特?我想我們都需要神的憐憫與恩典。


後記的後記:這是第一篇的人物專訪。

Monday, September 26, 2011

柏林短聚

在完全沒有計劃的情況下,我去了德國柏林,因為要從那裡乘火車回波蘭。而之前的訪問主角馬林(帶上面具找自己)剛好從流浪中回到柏林,於是很隨性地給他發了電郵,然後我們很隨性地在火車開前的下午從東柏林的一條火車線轉去另一條火車線,一起逛了跳蚤市場,喝了咖啡,然後在陰天下著微雨的柏林,從一條火車線走回另一條火車線,談著人生。

「你好嗎?」在一個友善的擁抱後,我問。

「還過得去,在一 段藕斷絲連的關係中徘徊,掙扎著是否要安定下來,守諾終生,還是繼續流浪,過申糧卯食的人生。」他答道,直接坦白得叫我吃驚。

列車靠站,我們走進車廂,並肩而坐。

知道他在Kurdistan-Iraq交界的藝術學院做完客席講師一職,便問他的體驗如何。

他說,那兩星期的生活把他腦中既定的,視為理所當然觀念粉碎了,像是民主,男女平等,肢體接觸等。。。

「酒吧裏的女客人都是妓女,濃妝艷抹,在男客人面前搔首弄姿,而男的則在對面前的幾個女子評頭論足。女子一坐下便是握著你的手,開始游說你開房。」說話期間,他握著我的手,示範風塵女子的挑逗。然後,他又告訴我女性地位在Kurdistan 很低,而男女之間的肢體接觸很少,好像一觸碰便像是性的前戲一樣。

我告訴他,我明白他的cultural shock,就像是烏克蘭給我的震撼一樣,讓人沉鬱。

「可是,他們的感情卻又直接、真切、細膩得叫人感動,我們走的時候,有一群學生說,她們會哭,他們也真的圍在一起哭。」他說,望著車廂對面的窗外,若有所思。

我說,「我懂得當中的觸動。記得在Papua New Guinea,探訪了一個部落,如果有部落成員離開,生離也好,死別也罷,只要他們認為他們不會再見,他們會砍下自己的一根手指頭,以示當中的傷逝:你的離開就像是我失去了一根指頭一樣。又或者在臉上劃一道疤痕。而我也親眼看著部落成員的落淚,跟著我們從一個山頭走向另一山頭的送別。」

「那真的很瘋狂,當中的探訪對我們來說,不過是廉價的機票,可他們付出的是指頭。」他吃驚地應到。「可他們卻保留在西方國家遺失已久的人性,像是真誠,像是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在乎。」他回應道。

馬林說,他和Lukas到訪當地的唯一白人,當中有一個老人在看了他們的表演後,把他用來禱告的信物送給他以示感謝,聽友人說,那是老人用了幾十年的信物,也很貴重。

「你告訴我,如何去量度當中的感情重量?」他帶點激動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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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起逛了柏林最大的跳蚤市場,他找到一頂跟他表演戲服相襯的帽子,「自從一年前買了那套服裝,一直在尋找合適的帽子。只是一直碰不到。有些東西需要點緣份。」他在試戴時說。

他告訴我在墨西哥的奇遇,像是在一個島嶼上,一群嬉皮士的糜爛,另一個島嶼上,一對西方夫婦和一小部落人士,過著避世的生活,當中的小孩說的是中世紀,一種古老德語系的語言,在Belize,美國人對當地文化的蠶食。他也告訴我他 未來數月的計劃,像是去倫敦受訓,再去墨西哥參加馬戲嘉年華和交流,聖誕的巡迴表演。

然後,我們一起去了一家咖啡店。

「我想,我還是想去不同的地方旅行,看多一點世界。」他說。

他告訴我在去墨西哥前,和一個比他大四歲的女子有一段on-and-off姐弟戀,現在這個女子前從德國西部前來找他,因而有commitment v.s. fleetingness 的生活方式的掙扎。

「她想要小孩,34歲了,也該是時候了。可我還不太想settle down.我不敢也不可能保證她什麼,我能看見自己最遠的未來也只是今年年尾而已。」他說。

「可最近我又在想自己是不是應該對生命有點承擔,有點使命感,我已30歲了,on-the-road的生活很自由,很開心,可是當你重複了類似的人生一段日子後,你會想要一點有內容的人生,我想重拾課本,讀些什麼。」他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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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完咖啡後,他提議我們走回火車站。

「可下著雨呀!」我猶豫道。

「我借你帽子。」說著,他便把他剛買的帽子放在我的頭上。

就這樣,我們在雨中的柏林從一條火車線走回另一條火車線。

「柏林不喜歡我!」踏出咖啡店的時候,我望著天空說。

「為什麼?」

「因為她下雨啊!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和捷克的布拉格都有溫暖的太陽歡迎我,可柏林卻是陰天。」

「才不是,柏林這時節的天氣都是這樣的。」

就這樣,我們從一條街走去另一條街,閑談著。

他說,柏林是他的base,可是他卻一直想離開。小時候在不同的地方居住,柏林是住得最久的地方。

我告訴他,我懂當中的無根與飄泊,因為那也是我的人生寫照,只是把柏林換成香港而已。

他問我最終想做的是什麼,我告訴他,和一個彼此相愛的人,一起在南美的海邊開一家青年旅館,有咖啡店,有酒吧,遇不同的人,寫作,拍攝,學音樂,學跳舞,學畫畫,做一些對community 有用的事。

「你知道嗎,我一直在想,其實,我們一直旅行流浪,最終想要的不過是一個叫『家』的地方,可『家』不過是 A state of mind.」他說。

「或許吧,可惜現在的我們都還不在 the right state of mind.」我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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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台分手時,我問他最想去哪個非洲國家?
他說是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 「因為她有一條橫跨整個國家的鐵路,140多年前,法國為採甘蔗而建造的。」

列車靠站,他給了我一個很緊的擁抱。
「無論在南美,還是在歐洲,又或者是在非洲,只要我們在那,give me a shout, we'll meet.」他在我耳邊說。

"The world is ours." He winked at me as I left for the 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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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車廂,腦海中響起的是林一峰的有一種朋友


一個平凡星期天下午
在街上沒目的遊遊蕩蕩
碰到你還是個老模樣
但少了稚氣添幾分滄桑

很多人事都已不一樣
現實不是我以往想像
三毛錢的道理不多講
我很高興又走在你身旁

世上有一種朋友
能讓你表現得自然
就算走在不同路上
永遠不需解釋
也知道你心裡所想

談到你工作的地方
不想提的別笑得勉強
談到已經過去的感情
我總是欠了一點幽默感

世上有一種朋友
能讓你表現得自然
就算走往不同的方向
永遠不需解釋
也知道你心裡所想

相聚時間總是太短暫 再失去聯絡也是很平常
也許你永遠不會知道
你曾經讓我感到久違的溫暖